从研究者成本一收益的角度分析，数据丰富的领域必然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但受到研究者追捧的题目未必皆有学术价值或实践价值，从而造成浪费。
社会群体和成员在思想、观念上对规则之治的理念与精神的认同，并由此在行动和生活中自觉服从与实践，即法之认同。一、法治社会内涵三辨 国内至少在1959年开始使用法治社会一语。
法治社会之社会，是理性、自由、民主的社会。在以往的研究中，国家与社会二元论往往得出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关系，并多将自治性作为社会运行的当然状态，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从此两者可以看出，规则回应性本身地一种实质社会本位的立场。但直接说教和强制灌输往往走到教育目的的反面。第四种类型的缺陷更容易出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中。
这固然有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法治建设期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原因，但公共理性缺失、法治意识薄弱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症结。这些困境至少包括如下两个层面。这种心智使其能有能力自非人的本质脱离﹐并基于自己的决定去意识自我、决定自我、形成自我[39]。
他们不希望在没有满足需求时被说成是没有需求[51]。[62] 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8页。认为现行宪法规范的用语和结构本身决定了它必然被解释为一项单纯的具体权利，而与它最为近似的权利类型当然为人格权[53]。[41] 蔡维音. 德国基本法第一条人性尊严规定之探讨德国基本法第一条人性尊严规定之探讨，公法评论网，www.gongfa.com [42]黄桂兴：《浅论行政法上的人性尊严理念》《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一)》（城仲模）三民书局1997年第11页。
孔子还提出爱民思想，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6]。后一种仁政爱民理念完全可以与当前尊重人性尊严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宪法规范中的人权条款相符，可以与宪政与法治框架相契合。
为使农民不失去土地，免受大族的兼并，北魏均田令中规定对土地买卖做了严格的限制。为防止拐买外来人口，唐代对涉外婚姻进行限制，要求须经官府允许或批准，禁止私与外国人婚娶来往[24]。该原则是指所要采用的措施必须能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目的的达成，并且该手段是正确的。散见的历史资料表明，从理论上说，把自由人卖为奴婢是非法的——尽管这在由于自然灾害而发生饥荒的时候经常发生。
而对民本含义的解读，在夏勇教授看来，有两种含义。在解读时存在明显的偏向：一是将仁人际化，认为仁是一个表示人际关系的概念。对于身负五千年法制传统的中国而言，在无法完全从身心脱亚入欧、建构与西方完全一致的法治的情形下，回顾并以新的眼光看待和解读传统中的有助于建构既与中国公民法感情相协调、又能与世界法治理论相对接汇流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法治似乎更为可行。因此，法律家长主义在中国有适于其发展的肥沃土壤。
4、台湾由现有规范中解读出人性尊严的宪法解释方法与途径 台湾的李震山教授认为，可以从宪法第二十二条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权利，不妨害社会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宪法之保障解读出对人性尊严的保障。因此，如何法律家长主义与人权保护和谐共处并最终促进人权的发展，实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对此，笔者认为，为使得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的和谐发展，法律家长主义式的立法虽可直接或间接地限制人们的某些行为，但不得侵犯人权或宪法基本权的核心——人性尊严。
据《汉书》记载，汉高祖曾发布诏令，溯及地宣布这类买卖无效，因为饥饿而自卖为奴者，免为庶人[22]。这不仅为决策层所采纳，而且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选择，在实践中也促进了中国的法治建设。
2003年10月执政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52] 蔡定剑：《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61-62页。而试图借鉴美、台等在宪法规范中没有规定人性尊严的条件下如何随着社会的发展从宪法解读出人性尊严这一理念，进而在分析我国大陆学者对人格与人性尊严的论述的基础上，以一种像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们类似的开放性和成长性的态度来解读我国宪法的规定并探索可否导出人性尊严这一宪法核心价值。其一是将民本解释为民为君本，有些统治者讲以民为本，讲的是统治术，其中，一为固本论，一为失本论。 结论 在考虑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现状、福利国的影响和现行宪法规范的前提下，在某些领域以法律家长主义作为立法原则是正当和可行的。（一）古代仁政与民本理念 政府对公民生活的干预、对公民施予强制的爱而不管公民是否同意，颇有向前现代法制复归的外在表现，但这却能和中国的法律传统、本土资源进行相对契合的汇流与衔接。
中国古代统治者之所以实施仁政爱民政策，是由于将民惟邦本，将民视为国家之根本。最大利益净余额虽然在人们利益不相冲突领域必然导致非正义,却是利益冲突领域的唯一正义的、正确的原则。
当然，要反对以家长之名，行侵犯人民权利之实的制度与行为，对这类制度与行为，除了在立法时要注意符合比例原则并不得侵犯人性尊严外，最好的方法就是有宪法诉讼和司法审查作为制度上的保障。[51] 夏勇：《中国民权哲学》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9页。
[41] 由于从正面所下的定义的欠缺，为了便于在法律适用中实现对人性尊严的保障，从反面侵害的角度进行定义则成了一个虽不甚严谨、但颇具实效的方法如果我们看看法院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很明显商业言论原则不是一个反家长主义的制度[49]。
Lochner是纽约一面包房主，他起诉该法律侵犯他的合同自由和私人财产权，最高法院多数法官判定他胜诉。政府对私人退休金制度的鼓励措施是立足于家长主义的限制，法律强制雇员储蓄而不是消费，他们必须现在储蓄以为能在将来收到退休金[44]。由此可见，对婚前体检规制的放开已经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并将可能继续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对此法律是置之不理还是进行适度的干预，争议颇大[5]。[55] 第二，硬家长主义中的直接家长主义的观点是：为了当事人自身的福祉违反当事人自身自治的选择而对其进行限制。
这些法律规范的存与废，体现了法律或政府对此类问题的态度，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法律家长主义原理应否在这些领域中运用。自1985年以来，要求限制烟草广告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投票表决提请国会制定禁止烟草广告的议案。
社会保障系统是最大，最有力的家长主义计划，对雇主和雇工都是如此。家父可以支配家子的财产、人身乃至生命，以致于有学者认为罗马法中的家父权比中国传统的家长制中父权还要反动[14]。
自此，我国大多数地区都已经将强制的婚前体检取消，完全交由当事人的个人自治。但无论中国式的父为子纲君为臣纲这样的父权还是罗马法中的家父权，在实证法中都消失了。
学界在使用家长主义概念的时候，存在着诸多分化和歧义，有的将任何带有善意的法律行为都归结为家长主义[16]，有的将带有善意和强制规定的法律都归结为家长主义式的，在概括意义上使用而不加细分[17]，更多的是将其进行进一步的分类并予以细化[18]。苦杏仁苷是作为一种治疗癌症的药被使用的，尽管在实际上没有研究表明它有临床效果[39]。[23] 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166, Gertrude Himmelfarb 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24] Cass R. Sunstein, Disrupting Voluntary Transactions, in Markets and Justice 279, 282 (John W. Chapman J. Roland Pennock eds., New York Univ. Press 1989); Sunstein, Legal Interference With Private Preferences, 53 U. Chi. L. Rev. 1158-66 ,1986. [25] John Hospers, Libertarianism and Legal Paternalism, 4 J. Libertarian Studies 255, 256, 265 ,1980. [26] Thaddeus Mason Pope, Counting the Dragon's Teeth and Claws: The Definition of Hard Paternalism,20 Ga. St. U.L. Rev. 659 Spring, 2004 [27] Paul Burrows, Analyzing Legal Paternal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15: 500,1995 [28] 舒国滢：《走出明希豪森困境》，《法律论证理论》序，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序12页。这些权利的诞生以及随之而来政府承担的积极行动之义务使得政府比以前更密切、更广泛地介入到人们的生活中，而这实际上又对个人自治和契约自由构成了限制、威胁，把法律城堡上空飘扬的高书自治的大纛降了半旗，甚至让以往防御政府的人更多地依赖政府。
[55]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强制在烟盒上印刷病变器官的图片对吸烟者与潜在的吸烟者予以警示和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在我国，强制婚检源于1986年。
[3]《母婴保健法》第七、八、十二分别条规定了医疗保健机构应当为公民提供婚前保健服务，其中包括对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可能患影响结婚和生育的疾病进行医学检查。如果将自由理解为既包括积极自由也包括消极自由。
对这些事项的考虑超过了对个人和家庭健康和利益的关注。也有些规定有争议，比如强制婚检。
